汉代初期百废待兴，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三代帝王进行了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从而实现了汉朝的经济大繁荣（史称“文景之治”）。然而繁荣日久，地方诸侯势力做大，商人集团崛起且把控着国民经济，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和威胁。于是，汉武帝在登基后就开始了中央集权式的变革，以加强中央权威和控制力。这一改革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然而民间商业经济却受到侵蚀，生产力下降，民众生活苦不堪言，又造成了政权新一轮的不稳定。

一、“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文景之治，是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大繁荣时期，是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结果。 进行放权让利式改革的原因也很简单——统治者无权可用、无利可图，比如刘邦出巡就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和前朝（秦）时的全面管制政策相比，汉初在工商业、农业和对外政策上都有很大改变。

• 在工商业领域：放开水路要道的关卡，不再设关税；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以刺激物流贸易的发展，便于形成统一市场。 后者将利润最高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以刺激工商业发展。
• 在农业上：降低农业税税率。低至三十税一，一度还曾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
• 在对外关系上：对周边敌对国家不轻易出兵，通过和亲等方式维持和平。

“文景之治”使得汉朝国库以及民众都富了起来。然而，地方诸侯和商人集团的崛起却威胁到中央集权。

• 自由商人集团崛起，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性产业，如冶铁业、流通业、粮食业、种植业和金融业。 （注：中国历史上，仅在汉初和民国初年，支柱性产业被民间完全控制。 ）
• 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集权有旁落迹象。 其原因在于汉朝建国时采用的分封制。在放权让利式改革下，各诸侯利用当地资源迅速发展，从而形成庞大的势力。其中，吴王刘濞因其封地靠近东海，拥有丰富的铁矿和海盐，从而控制了盐、钱、铁三业。
• 权贵与商人形成交易同盟。极大地败坏了吏治。

为了削弱商人集团以及地方诸侯的权势，中央政府提出“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权主张。 汉景帝采纳晁错的主张，剥夺有过错诸侯王的支郡，从而引发了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

二、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汉武帝刘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全民思想统一制度、外交政策、国营化经济政策等方面都做出改革。

•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
• 颁布《推恩令》，强令诸侯分封诸子为诸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
• 中央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
• 全民思想统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外交政策：积极对外族作战，并大规模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然而对外战争却使得中央财政出现“用度不足”的情况。
• 国营化经济政策。在上述“用度不足”的背景下，汉武帝开始整体配套经济体制改革，涉及产业、流通、金融、税收等多个领域。

必须注意，汉武帝的经济改革具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正是这三个条件为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成功创造了机会：

• 政治集权和思想统一已完成。
• 以抵御外族入侵为口号的战争为集权改革创造了道义上的理由，对凝聚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 “文景之治”留下巨大的可供攫取的民间财富。

1）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产业改革的首要之举当然就是从利润最高的产业开始改革。于是，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四个与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相继被国营化。

铸钱

汉初，民间拥有铸钱的权力，文景时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吴王刘濞等。七国之乱后刘濞已被击败。 汉武帝登基就开始币制改革，先后六次改革。到公元前119年，时机成熟，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杜绝了民间铸钱的陈俗。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废除一切旧币，改铸五铢钱，沿用740年。 （注：中国历史上长期铜银并用，其中银锭或银元大都由私人供应，而使用量最大、用于地方小额零售交易的铜钱一直由政府铸造。 ）

盐业

招募民众煮盐，由官府专卖（管仲的做法）。盐业专营的利益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铁业

从采矿、冶铁到贩卖全部由官府垄断。 中国史上，国家大都采用资源牌照授权、控制销售渠道等方式获得垄断资源的专营收入，但直接进入制造并实行“采产销”全面管制的并不多。今天的“央企”也脱胎于此。

酿酒

公元前98年，汉政府实行酒专卖。和盐业类似，政府提供原材料，并统购统销。

自此，酒盐铁成为国家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烟草、茶叶也是国营垄断的重要组成部分。

2）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 均输，即统购统销。对于郡国向朝廷贡纳的土特产，不再送往京师，而是官办的运输机构将特产运往其它不出产此类物品的地区高价出售。
• 平准，即物价管制。政府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

均输与平准，一是管理零售市场，一是掌握批发环节，两者配合构成国营商业，功能等同于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运作模式。

作者注1：1949年，陈云等人构筑的国营流通模式与此非常类似。

作者注2：汉武帝流通改革下的政府的财富收入增加并非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是社会财富在政府和商人间的重新分配。

3）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铸钱改革同年（公元前119年），汉军与匈奴主力决战，山东发生重大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

在这一背景下，汉武帝颁布“算缗令”，即所有有产者向政府如实申报财产数字，政府对其财产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 由于逃税人众多，汉武帝在两年后公布“告缗令”，鼓励举报，并给予举报人没收财产一半的奖励。 （注：这其实是政府掠夺了文景之治时期民间积累的大量财富。）

三、汉武帝变法的影响

汉武帝的整体配套改革始于公元前121年，终于公元前87年，前后约34年。 汉武帝通过持续、系统的政策试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经济治理基本模型。其改革的时间基本处于与匈奴战争时期，目标和效果都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改革的正面影响主要有：

• 保证了汉匈战争和其他对外战争的胜利。
• 削弱了地方诸侯的收入来源，保证了中央集权。
• 国营企业规模化经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冶铁技术得到极大改进和推广。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 汉武帝变法后，政府控制了利润最高的制造业，同时也控制了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经济趋于衰竭。
• 算缗令和告缗令的实行的后果：
• 社会财富被迫清零，中产阶级破产，工商动力丧失。
• 政府信用严重透支。社会财富观念巨变，民众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
• 国营事业在“办大事”的同时，表现出其自身的低效。铁制品质量低劣，价格高昂，且强买强卖。
• 汉武帝变法所增加的财政收入大都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很少。 （作者说，这证明了国家主义政策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 汉武帝的变法也受到董仲舒和司马迁等人的批评。

在汉武帝晚年，民生凋敝，汉武帝也因此而公布罪己诏，并停止相关政策，开始与民生息。

四、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公元前81年2月，汉朝朝堂上举办了“盐铁论”。 辩论的一方是六十多位反对国营化政策的儒生，一方是桑弘羊及其属吏。

儒生反对国营化政策主要有三点：

• 盐铁、均输、平准等策与民争利，导致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 国营企业效率低下。
• 国营之下，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通过国营等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集团。

桑弘羊则认为儒生没有治国经验，只能看到国营化的弊端，却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其著名的“桑弘羊之问”：

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吗？

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他认为，工商业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利润，国家富强不必依赖农业，并且工商不畅也会使得农业无从发展。桑弘羊继承了管仲的盐铁专营的思想，并将其扩大化制度化。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商人无从得利，并将工商业的利润转化为国家的利润。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绝不是一个自古就“轻商”的国家。相反，自汉武帝之后，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工商业，只是抑制民间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以实现富国的目标。但当国家直接进入产业经济阶段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形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遭受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但如何在不实行国营化政策的基础上如何解决“桑弘羊之问”中的治国难题？直到今天，国人仍没有找到解决的答案。

注：本文整理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典藏版），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